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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道德效力的存在，宪法实际上也具有可错性，因此，宪法效力必须在体系效力上加以扩展，认识到道德性体系效力和纯粹道德效力的存在。

也许受到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兴趣，从政从来不是我的选项。其后，虽然去日本访问的机会比较多，但一直没有机会去京都。

当时各校招的研究生人数很少，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他专门主持了许老师主题发言的环节，详细介绍了许老师的学术贡献，说许老师是「中国基本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跟随先生学习宪法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先生完美地平衡宪法学知识的价值共识与宪法实践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关怀中上关注宪法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将日本宪法学传统与德国古典公法理论相结合。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宪法秩序的重新构建，民众需要宪法的呵护。按照他的宪法哲学，宪法既是政治的儿子，同时也是政治的父亲，宪法的命运也决定于这一特殊逻辑，在宪法世界中我们无法排斥政治因素，但可以控制政治权力运行，或者把政治问题宪法化，把宪法问题尽可能程序化，以减少政治对宪法的影响，以降低各种政治风险，维护宪法规范的安定性与权威性。

回国后每次去韩国参加学术讨论会，我都去首尔大学拜访权教授，请教一些问题，一直保持着学术联系。对德国基本法下政党之宪法地位问题、选举制度、宪法裁判论、宪法解释方法论等，先生则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习近平指出：宪法是国家布最大的公信于天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总之，从逻辑上看，依宪立法原则的存在是合宪性审查工作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因为，如果宪法对立法行为缺少直接的指引作用或者说受审查对象赖以产生的法律依据并不是宪法，要在宪法与受审查对象之间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合宪、违宪等法律判断上的逻辑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行宪法第5条第2款、第3款还着重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否则，就无法解释引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际中全面有效地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所面临法理困境的各种原因。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批准自治区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必须明确说明根据宪法，特予批准，否则就会在批准形式上因为缺少宪法依据而被全国人大行使立法监督权时予以撤销。

在作出决议、决定，实施立法授权，制定法律，进行宪法和法律解释等立法活动的不同环节之间，建立起必要的、严格的逻辑关联与法理联系。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据上分析，依宪立法原则作为立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立法的制度设计和立法实践看，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保证立法活动科学性和规范性的重要制度功能，亟待在立法工作中充分有效地发挥其所具有的对立法工作的指引和规范作用。依宪立法原则的价值内涵首先表现为立法主体要享有宪法上规定的立法权，同时还要按照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限来立法，否则其立法行为不具有合宪性。

然而，2015年《立法法》第97条第（二）项则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上述条款并没有肯定现行宪法第67条第（七）项所明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这就在制度和法理上产生了一个形式合宪的难题，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合宪性审查职权时到底应不应当对国务院制定的决定和命令进行合宪性审查。2013年《决定》明确规定：废止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以下简称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1957年《国务院决定》）。立法监督是一个行为体系，立法监督的法律依据是一个国家自上而下自成一体形成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的顶端是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一）立法的废改应关注依宪立法原则对立法的拘束力 依宪立法只是对立法者的法理约束，至于在实际中立法者是否按照依宪立法的要求实施立法行为，则必须依赖制度上的立法监督。

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因此，这两项立法原则的确立，对于规范各类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等各种法律规范形式之间的法制统一性、提升立法质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该决定规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至此，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从政策层面的制度和机制建设要求逐渐拓展到实践层面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方法、依据和标准的具体运用等问题领域。现行宪法第1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宪立法作为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上述规定的应有之义。本文将侧重探讨依宪立法原则对合宪性审查制度和机制建设的法理构建功能以及对推动合宪性审查工作具体实施的制度保障作用，从而为实践中有效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切实有效的学术方案。从文本上看，该法与现行宪法第55条规定之间建立了紧密的逻辑联系，现行宪法第55条是制定该法的直接宪法依据。由此可见，2015年《立法法》所确立的依《立法法》立法的立法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依宪立法原则对于立法行为的硬约束。

在不断完善宪法实施过程中，依宪治国的价值目标逐渐得到了政策的确认，也催生了依宪立法原则的诞生。上文所分析的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等法律中确立的四项立法工作重要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并没有在制度上进一步加以概括和提炼，继而上升为依宪立法原则，但都是制定法律法规时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例如，美国联邦宪法通常表现为含有7个条文的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法律文本以及200多年来所产生的27条宪法修正案法律文本。充分发挥宪法解释在维护法制统一性方面的建构功能，学会通过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方式来解决频繁修改法律所带来的各种疑难和复杂的法律问题，尽量减少修改法律规避法治原则约束现象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依法立法原则中的依法中的法，并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而是泛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可以作为下位法立法依据的上位法，其中包括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等。相较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在贯彻依宪立法原则方面更加具体到位。

但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由专门的合宪性审查机构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事后合宪性审查是经常性的工作，故对立法的事后合宪性审查实际上否定了立法机关自我认定立法具有合宪性判断的有效性。这表明，尽管2015年《立法法》提出了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基本原则，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要适用2015年《立法法》，换言之，2015年《立法法》明确主张立法工作应当坚持依法立法原则，并且这里的法重点是指2015年《立法法》，而不是其他性质的法。此外，如果依宪立法原则本身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特别是依宪立法原则中的宪不能在实际中找到明确的对应物或者参照物，那么，依宪立法原则很难成为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程序和机制富有实效的制度推动力。依法立法原则中依法的法与立法的法具有词义上的相似性，即都泛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各种形式的法律规范，在逻辑上因为两个法的词义都具有概括性，导致依法立法作为立法工作的原则对具体立法工作的指导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为了从制度上更好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地将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从法理上看，1957年《国务院决定》是基于依宪立法原则产生的，本身具有充分的合宪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规定：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2013年《决定》）为例，2013年《决定》虽然在学术界和实务界赢得了相当多的赞誉，但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角度看，却存在着严重的法理和制度上的瑕疵。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依宪治国概念，并首次将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联系起来，明确肯定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从法理上看，没有这样的宪法文本，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就失去了合宪或违宪的参照物。

依宪立法原则对立法的形式合宪性影响首先体现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表述上。总结世界上193个国家的宪法文本，绝大多数以法律文本表现出来的宪法通常只包括冠以宪法名称的法律文本及其相关的修正案文本，宪的客观存在形式是比较容易辨识的。关键词：依宪立法  依法立法  依宪治国  合宪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 作者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9）。合宪性审查与依宪立法之间的价值互补关系在法理上清晰明确，亟须立法监督实践的尊重和践行。

从法理上看，要在实践中实现合宪性审查的零突破，关键是要科学地把握合宪性审查的行为特征以及工作要求，这是最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敲门砖和试金石。尽管2015年《立法法》第3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政治要求在实际中要真正落地，前提是有赖于依宪立法原则的确立与支撑。主要原因应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法在法理上有效解决1975年宪法产生之后，根据1954年宪法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否仍然具有合宪性的问题，何况1957年《国务院决定》到2013年才宣布废止，作为依宪立法原则中的宪法已经经过三次全面修改，在废止1957年《国务院决定》时如何说明其已失去合宪性，在法理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为防止在立法监督中滥用合宪性审查制度，很多国家对启动合宪性审查运行机制做了明确的制度性限制，通过事先明确启动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条件来保障合宪性审查工作可以真正在实际中有效开展。从法理上看，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依宪立法原则的精神，应当成为合宪性审查的一项重要法律依据。